在“电诈”登上热搜之前，东南亚还曾经是犯罪者眼中的“走私天堂”。上世纪90年代的港产电影，就有大量关于东南亚走私的题材。
走私这个地下经济形态，在东南亚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殖民时期就已经相当普遍。1865年至1915年，英国与荷兰在东南亚划分了各自的殖民范围，开辟出新的边界线。但与此同时，这一过程却助长了由鸦片贩子、假币走私者、人贩子和军火商组成的庞大地下经济网络，边境地带的走私活动尤为活跃，成为东南亚叙事里的一部分。
学者埃里克·塔利亚科佐在《渗透边界的秘密贸易：东南亚边境地带的走私与国家，1865-1915》一书中写道——
在殖民时期的东南亚，是什么人在走私商品？毫不夸张地回答，“几乎所有人”：来自不同亚群和语言背景的华人、“马来人”、布吉人（Bugis）、达雅克人（Dayaks）、日本人和“海上吉卜赛人”，都有参与。如前所述，欧洲人同样参与了这些交易，有时还走私违禁品来对抗他们自己的殖民地政府。泰国学者吴汉泉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艘从事远洋贸易的中式帆船需要多少人力：人数可能高达数百，所有人都在船只所载货物上有所投资。他还注意到，商人和腐败的公务员利用便利的虚假手段让商品通过垄断性国家系统，包括将贸易货物伪装成压舱物以规避法律限制。将商品重新分配给下属，是确保其臣属附庸地位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方式似乎已经成为泛东南亚的特点，能将人力资源与整个地区的头领绑定，并巩固这些头领的地位。因此，在世界的这一地区，成功进行交易或走私的回报相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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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时的人们为何要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这样的“旅行”？
埃里克·塔利亚科佐认为，走私者的盘算很复杂，但影响最大的三个因素是权力、收入和道德。
《渗透边界的秘密贸易》中写道：“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国家无法接受与其他任何伙伴共享人身胁迫或施展权力的手段。从相反的角度来看，走私者在权力问题上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需要武器，恰恰是为了抵御国家讨人厌的袭扰，甚至是为了与东南亚地区其他武装竞争者较量。从收入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建立垄断和税收制度，都是为了确保其财政生存。失去这两者，国家是无法承受的。最后，殖民地国家的文明教化使命的道德正当性问题，也是走私活动发生变化的一个关键因素。至少从殖民地国家的角度看，如果要让文明教化使命获得任何合法性，就不能允许贩卖未成年妓女或奴隶这样的交易继续下去。然而，东南亚人对这些禁令的看法往往非常不同，因为他们自己对奴隶和妇女贸易的道德等级观有别于欧洲人。”
塔利亚科佐通过深入研究报刊杂志、旅行日记、司法档案、历史影像、航海日志、国际条约以及口述历史等史料，展示东南亚殖民统治力量与走私者的激烈较量。为了巩固统治，殖民政府借助测绘、通信、水文学、交通运输、医学、法律和军事等多个领域的技术创新，加强对走私的监控和打击。但走私并非孤立现象，走私者也非来自单一阶层或群体，而是涵盖了殖民地内外不同背景的人群，他们以各种方式持续挑战殖民帝国的权威。在这一过程中，普通民众、合法商人、走私者与海盗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合法与非法活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这种复杂面貌甚至延续到了今天。
荷兰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逐步控制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垄断香料贸易。1799年，荷兰政府直接接管殖民地。1873年至1904年，荷兰通过亚齐战争，最终完成对印尼群岛的征服。此后，荷兰政府在印尼群岛推广教育和福利制度，以此强化统治。
1647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文策斯劳斯·霍拉尔画作）
英国对马来地区的殖民始于18世纪末。178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槟城控制权，建立首个殖民据点。1819年，莱佛士爵士夺取新加坡。1824年，英国与荷兰签订《英荷条约》，确立对马来半岛的统治权，荷兰退出马六甲。此后几十年间，英国逐步巩固殖民体系，将马来各邦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
英国与荷兰之间的博弈，印尼和马来的边界划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通过一个个条约和一次次勘探，从模糊逐步走向明确。继而又通过军事控制、行政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建立等方式进行维护与巩固。就如书中所言，“英荷在东南亚的边疆得到测绘，又经陆军、海军、警察和法院等政府机构管控，同时也被国家所支配的各种力量所巩固。通信、海事技术、经济政策和各类代理人，都发挥了‘驯化’边境的作用。”
但在东南亚地区，博弈的双方并不仅仅是英国与荷兰。对于当地人来说，英荷之间的领土明确方式，与他们习惯的传统大大不同。
与欧洲人习惯的线性边界概念不一样，东南亚传统国家结构更类似于以中心向外辐射的“曼荼罗”模式，辐射距离越远，权力的控制就越弱。直至19世纪初，当地仍然没有明确的国境分界，马六甲海峡两岸的人群更看重的是宗教、文化和商业活动所带来的种种联系。换言之，他们并没有欧洲式的领土概念。
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国境线就是以走私者的路线而界定。边界的具体确认，但背后是探险家的发现，专业的地理勘探，还有交通和通讯系统的建立，更有行政和法律体系的建立，它终究有着属于现代国家的一面，但在东南亚，它时常需要妥协，借助于当地经验。
1893年的法国殖民者就是例子，他们试图在暹罗与法属印度支那之间划定边界，但经过勘测而划定的边界，居然还不如走私者手绘的路线图有效。结果法国人不得不修改四十多处界桩，沿用当地土著克木族走私者开辟的山道。原因很简单，当地热带雨林的复杂性远超法国人的想象，他们的科学测绘无法优胜于走私者千百年来的经验。毕竟，克木族走私者所开辟的那些既能避开瘴气又能快速运送货物的通道，真实考量了当地的季风、水文和山体状况。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建立的总部。
在殖民者到来之前，东南亚有着频密的人口流动和贸易往来，他们甚至并不需要走私。或者说，殖民者界定的走私，实则是此前的合法日常。
很多时候，走私是为了生存。如大米和胡椒等生活用品的走私，既是一个“行业”，养活着“从业者”，也养活着那些对这些生活物资有需求的人们。但更多时候，走私是一种对权威的挑战，它瞄准的是那些更为“稀缺”的东西，比如毒品走私、假币制造、人口和武器贩运等。
对何为走私、何为违禁品的界定，话语权始终掌握在殖民者手中。塔利亚科佐写道：“在这条殖民时期的东南亚边境上，违禁品类别和商品本身没有固定的关系：掌权者说什么是违禁品，什么就是违禁品，这些规定有时变化得很快。在19世纪的马六甲海峡，由于该地区的欧洲政府对某些港口或产品下了禁令，许多商品几乎在一夜之间便从‘合法’变为‘非法’，或是反过来。大米、胡椒、槟榔、报和瓷器，还有其他许多物品，都曾碰到过这样的遭遇，在某些情况下被视为违禁商品，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不是。”
相比之下，毒品、假币、被贩卖的人口和武器，是英国与荷兰最为忌惮、打击也最严厉的走私品，因为它们会动摇统治。武器对反抗者的帮助显而易见，假币则会冲击货币系统、影响货币信用，非法人口贩运会影响殖民政府的道德与合法性。至于毒品走私，很大程度上是与殖民政府争利，因为殖民者也在销售鸦片。但即使如此，殖民者有时也会因为腐败和利益等因素，对这几类走私悄悄纵容。
书中写道，殖民时期的东南亚，毒品走私极度猖獗，而且往往受到腐败殖民官员的保护。19世纪70年代初，荷兰征服亚齐后在当地修建的第一座建筑，不是学校也不是教堂，而是荷兰人批准的鸦片馆。此后的荷兰，一直垄断着当地的鸦片贸易。此外，在1865-1915年间，有近50万日本女性被人口贩子送往东南亚，很大一部分人未满18岁，“马来人贩子还利用面纱的隐蔽性以及穆斯林允许娶四个妻子的规定，将女性带过边境卖淫。”
而且，英国人与荷兰人的打击，很多时候就像他们划定的边界一样弱不禁风，对海盗的打击就是如此。《渗透边界的秘密贸易》中就写道：“对于早期殖民地行政官员而言，在与海盗的斗争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是，海盗似乎可以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巴达维亚和新加坡慢慢地认识到，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海盗’这个固定类别——海盗对法律和秩序的威胁基本上是隐藏的，因为这些人哪怕从事着其他职业，也经常在海盗和本职之间来回切换。总督威廉·特雷彻是最早明确指出这一点的人之一，1879年，他评论说：‘一艘炮舰在海上巡逻时，根本别指望能找到海盗，因为他们可以很快伪装成本分的商人。’”
用走私发声，是东南亚人当时的反抗方式，但这种反抗绝非天然正义，因为“走私者的算盘会根据当地权力、道德和利益的格局不断校准”。走私者涵盖了多个群体，他们的动机既包括反抗殖民压迫，也包括生计和利益等诉求。他们挑战殖民政府权威的同时，也维系了旧经济网络的存续。
在塔利亚科佐看来，国家的“边界”其实是权力划定的范围，也是权力可触及的边缘。走私的本质就是突破这一边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层面的，也是对规则的冲击。
殖民政府试图通过技术的进步来封锁边界，比如19世纪末，电报网络的延伸，蒸汽船的使用，都使得殖民者可以更快对边境事件作出反应。但与此同时，走私者同样会依靠技术进行突破。任何将殖民体系下的走私博弈视为二元对立的观点，都注定是简单粗暴且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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